成电人物

　　编者按：从成电雷达专业的一名普通学子到“北斗”导航系统的功臣，我校1960级校友谭述森院士为成电学子树立了成长成才的标杆。6月26日，他回到母校参加2017年学生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，受聘为我校双聘院士，并接受了学生记者团的专访。

谭述森院士（中）在电工学院留影

　　“成电，的确是一个定义梦想的地方！”谭述森院士在毕业典礼致辞中感慨地对师弟师妹们说，“看到同学们毕业的兴奋和喜悦，看到同学们对未来的期望和紧张，我不禁想起了52年前的成电时光。成电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！”

成电时光：“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来到一所著名的大学”

　　虽然谭述森直到52岁才正式加入北斗团队，但他从18岁踏入成电校门那刻起，他的人生就和“定位”专业联系在了一起。谭述森1942年出生在重庆开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960年考入成电。

　　学定位并不是谭述森自己的选择。他的第一志愿也并非成电，因为他觉得自己“学习电子信息可能学不好”。但高考结束后，班主任告诉他们，“按照国家需要的原则和学习、家庭出身情况，给你们调整了志愿”。至于具体怎么调的，没有人知道。

　　直到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，他才了解到之前公布的定位专业“实际上就是雷达，因为保密没有说真实的专业方向”。几十年后回首，他很庆幸在人生中重要的阶段，来到了成电，并选择了雷达专业，“这对于后来我工作方向的选择和落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”

　　在图书馆挑灯夜读，在沙河旁朗朗背书，在操场上光脚飞跑，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亲切交流……这一切，让谭述森院士记忆犹新。林为干教授、谢处方教授、顾德仁教授等，都是当时令成电学子敬仰的大师。谭述森虽然无缘听他们讲课，但当时所用的讲义无不出自这些大师之手。

　　谭述森说，成电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基础，独立思考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给了他“严谨、勤奋、求实、创新”的治学态度，给了他“踏实做人、认真做事”的为人品质。他感慨地说：“当时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，有很多‘看起来没有用处’的基础课程，过了这么多年回头来看，人这一辈子很长，要接触各方面的知识，当初学的这些知识现在都用上了。”

　　如今，他要做卫星设备的环境测试，就需要用到化学知识；要研究卫星发射后的轨道变化，就需要用到物理知识和扎实的数理基础。“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储备，这项工作就可能做不好，或者不能很快理解问题的本质。”他说，“成电当时开设的课程还是挺合适的，我们从广泛的基础课程中确实受益匪浅。”

选择定位：“导航是对我专业的延伸，我高兴得很，求之不得！”

　　1965年，谭述森从成电雷达专业毕业，随后分配到军事测绘部门，为国家的高原、海岛偏远地区研究新的无线电测绘方法。入伍后，他在陆军野战部队当过一年兵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与技术团队一起完成了西沙群岛回归祖国后的首次版图测绘。

　　“我在宁夏青龙峡当兵的时候，就深刻体会到导航的重要性了。”他说，当时的侦察兵很辛苦，前一天勘察的路线，第二天被大雪覆盖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大家都找不到路。有时部队去戈壁滩或沙漠训练，分队执行任务，每次都有战士迷路。

　　“这时候，导航的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！”正因如此，1994年，国家作出独立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战略决策时，谭述森特别高兴。有人曾经问他，从雷达测绘转做导航，是不是丢掉了原来的专业，会不会舍不得？谭述森说：“我倒愿意认为，导航是对我专业的延伸与发展，我高兴得很，求之不得。”

　　此时，美国的GPS系统已经完成布网，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也已经在建设中。52岁的谭述森离开了奋斗29年的军事测绘战线，出任北斗一代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。

迎难而上：“如果失败了，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的罪人”

　　虽然GPS系统对世界开放民用导航信号，但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。谭述森认为，过度依赖GPS，首先会给国防安全埋下重大隐患。他曾形象地说：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”。

　　其次，“如果今天中国的所有民用导航都用GPS系统，你得给美国人交多少专利费啊！”因此，中国的卫星导航，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，而是要必须实现自主知识产权，必须“弯道超车”。

　　早在1985年，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薄弱的背景下，陈芳允院士就提出了“双星定位”理论，计划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实现本土和周边区域的导航，这被视为北斗工程的奠基理论。但要把这一理论变成工程实践却困难重重，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

　　谭述森回忆说：“那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钱，西方国家都是用最少三颗卫星才能实现基本定位，但我们当时连造两颗卫星的经费都很困难。”而如果采取GPS的方案覆盖中国全境，大约需要12颗卫星。因此，必须“花更少的钱，造更好的卫星”。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
　　谭述森曾告诉自己的团队成员，“中国的卫星导航能不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起步，就看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如何。如果做得好，我们就可能是这一领域的创始人；要是失败了，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的罪人。”他说，“我们不能把建成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责任留给下一代人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。”

弯道超车：“中国的北斗系统走出自己的道路！”

　　面对巨大的压力，谭述森说，“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是要有定力。我们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一定能做出来，但是，要做出来就要克服重重困难！”1998年深冬，谭述森带着几十人加班加点，终于打通了技术隘口。

　　他们最终的设计架构，与GPS、伽利略等卫星系统完全不同。“我们只用2颗卫星就能定位，按照‘三球定位’的原理，另一颗‘球’就是‘地球’，这一点，西方的专家当时都想不明白。”他说，问题的关键就是，“地球”并不是一个圆球，因此，要把地球作为“三球定位”中的一个“球”，就必须对地球地貌的实际数据有详实的了解。而恰好，“此前我们在地理测绘方面已经有了30年的数据积累。”

　　谭述森自豪地说，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有争议，没有任何人敢说我们是抄袭别人的，因为我们的系统从核心理论上就与他们不一样。”他说，北斗系统不仅解决了“我在哪里”的问题，还解决了“我们在哪里”的问题，实现了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的共享。

　　2010年，“GPS之父”、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帕金森教授（Bradford W. Parkinson）来中国参加北斗年会时，曾对谭述森说：“你们既知道‘我’在哪里，又知道‘我们’在哪里，这太美妙了！”

走向世界：“有生之年要让‘中国的北斗’成为‘世界的北斗’！”

　　从1994年至今，一晃过去了23年。谭述森至今仍然工作在北斗工程建设的第一线。2000年，中国用2颗卫星实现了中国国土覆盖；2012年，用14颗卫星实现了亚太地区覆盖。谭述森说：“再过几年，我们将实现35颗新一代北斗卫星服务全球。”

　　目前，谭述森对北斗系统的技术性能十分自信。他说，从定位精度上，GPS能够做到的，我们都能做到。而且我们北斗系统的兼容性更好、性价比更高，GPS要实现我们的位置信息共享功能需要100颗卫星，而我们只要35颗就够了。

　　由于北斗的兼容性很好，所以未来的各种尖端通信技术，都可以在北斗卫星网络上使用。他说，“我们团队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的思维比我们活跃，我也鼓励他们未来的路未必要按照我们的方法走，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理念，把北斗做得更好！”

　　“我们这个团队最大的优点就是，大家都在努力探索现在社会需要什么？未来一段时间社会需要什么？”他说，“2020年之后，我们的北斗可能就不仅仅是卫星导航系统，可能会成为卫星无线电系统，也能够有数据链，可以和其他的卫星形成集成体系。”

　　现在，谭述森说，他的心愿就是让北斗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这就要进一步做好北斗的应用推广工作。“北斗的很多特色人们还不了解，因此，我现在除了继续做好科研，还要向企业、向社会讲好北斗的故事。”